三、物质帮助下的给付行政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54 年宪法开始，物质帮助权得以确定，宪法第93 条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

同年8月，公安部根据全国第一届文化保卫工作会议精神发布的《关于文化保卫工作的指示》决定，公安机关统一建立文保机构，文化单位成立自己的保卫组织。[11]参见宋慧宇：《公立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研究》，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以下。

（二）进驻模式进驻模式实际上是2002年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加强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规定模式的翻版。在该种大学安全治理体制下，校园警察属于国家警种之一，受所在大学校长的领导和管理，但警察在执行职务时只对法律负责。推行合署模式的有上海、云南、重庆等省市，其中上海的改革最为典型。[38]四、我国大学安全治理模式的前景选择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笔者以为，我国未来大学安全治理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确立以校园警察为主、以安保外包为辅的大学安全保障体制，即大学安全治理的核心事务国有化、警察化，大学安全管理的辅助事务社会化、契约化，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配合。[28]但是，行政事务规制却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压迫性，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是一种自我矛盾，好比不燃烧的火，不发光的灯。

该《决定》明确指出，……各该部门的保卫工作机关，同时亦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经济保卫局及各级公安部门派出的代表机关，执行国家公安机关的权力。[21]湛中乐主编：《大学章程精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237，681，696页。[17]倪洪涛：《大学生学习权及其救济研究——以大学和学生的关系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在该种大学安全治理体制下，校园警察属于国家警种之一，受所在大学校长的领导和管理，但警察在执行职务时只对法律负责。（一）校园警察权合理配置是大学校长行使家宅权、秩序权的制度保障所谓家宅权亦称禁止进入房舍权。在学校建筑物的墙壁和桌椅等设施上乱写乱画者，处以10元罚款。摘要: 对大学秩序形成权理论的误读、警察权校园配置的缺失以及二者关系的非理性安排，是我国大学安全隐患重重问题的症结所在。

该法主要是基于校园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不断上升的趋势，试图通过建立犯罪案件的统计、安全形势的评估和信息的披露与报告制度，打击犯罪行为，重建校园安全信心。而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法律，其第3条明文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4条规定，除了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35]3、台湾的驻卫警察驻卫警察制度始于清末民初的请愿巡警制。当然，造成当下我国大学公共安全问题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1960年代中期，以参与学校管理为核心的教育民主化学生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兴起，对学校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1998年5月公安部发布修正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该规定将原规定中内保组织查破本单位发生刑事案件的有关内容予以了删除。故此，没有法律授权，大学当局是不可能享有警察特权的。这样，大学不但作出上述规定是违法的，而且对上述规定的执行因主体不适格亦是法律禁止的。这一机构化转型为未来大学公安派出所的设立奠定了文件基础。

基于此，当大学发生公共安全危机或校园秩序遭受威胁而又用尽一般自主管理权时，校长应有启动警力消除危险状态的权能，这也是教育实践的通常作法，自不待言。其三，职权与警械配备。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被启动的警察权究竟是大学自有的还是求助于政府获得的，若为后者，势必存在一个国家权力和大学自主管理权关系的调处问题，一旦关系紧张或者发生冲突，又必然影响案件的及时处理和危险的适时消除，从而严重威胁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教学科研目的的实现。[9]孙海华：《延安市委党校保卫科科长校园内被围殴》，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14日。

家宅权有直接保护家宅及其他构筑物的宁静与和平，以期保持家宅中一切事务正常运作之目的， [18]其具有防御性、消极性和预防性的特点。（三）辐射模式辐射模式又称之为双轨制，典型代表是武汉市，该种模式是对1996年公安部《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实施办法》文件规定精神的回应。因此，在《行政处罚法》颁行后，大学保卫组织行使作为行政处罚权之一的治安处罚权，就必然因违背处罚法定原则而失去其法律基础。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指出，保卫处、科依照法定程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可以使用。不过，考虑到重点大学的特殊情况，对其已设立的公安派出机构，先维护现状，暂予保留。申言之，无外乎大学校长家宅权、秩序权的保障，大学成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的提升，尊师重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及以警察权为代表的国家强制力量介入大学事务、维护校园安全制度安排的理性程度。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公安厅等部门关于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府厅发 [2005]26号）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琼府办 [2003]25号）的规定精神，该种模式的特点为：其一，公安派出与学校保卫机构分别设立、并存不悖、各司其职。耶鲁大学墙内藏尸案震惊了世界，象牙塔内的恐惧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 [2]。

可是，反观我国法治实践，由于深受国家一元立法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大学规章的创制权往往被国家立法无限制压缩。不过，也正是改革的不彻底性，有意无意地暗合了以学术自由为终极价值追求的大学治理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即自主大学的校长必须主导甚或领导辖区公共安全保障的强制性力量。

参见倪洪涛：《大学生学习权及其救济研究——以大学和学生的关系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以下。从这个意思上讲，基于政务院的历史地位和当时我国的特殊政治环境，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大学保卫组织根据政府文件行驶警察权还有其历史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话，此后仅仅一纸政令就赋予大学保卫组织警察职权或者创设警务机构，就有违背职权法律主义之嫌了。

推行合署模式的有上海、云南、重庆等省市，其中上海的改革最为典型。可见，大学原先的公安派出所尽管维持和保留下来，但已经实现了成建制的国有化改造，隶属关系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点。同时，1997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被誉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书，程序正义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也使得大学保卫组织这一内保机构的刑事执法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战。1、人员属性危机根据1992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实行警阶制准备工作的通知》（公通字［１９９２］２１号）和1995年颁布实施的《人民警察法》，大学公安派出机构的在编工作人员被排除在了警察序列之外。

最后，警员选聘程序法定。该模式将大学原有的公安机构进行统一改建，并与大学的保卫组织实行合署办公——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世所公认，我国的大学校园是最安全的。整体而言，大学治理的有序化和安全化仰赖于自律和他律两端。

1985年公安部制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保卫组织工作细则（试行）》和1986年原国家教委、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86】教政字015号文件）对大学保卫处（科）的机构属性进行了重新定位，即由原来公安部门派出的代表机关改称为公安机关的基层组织。4、执法权的最终剥离正是在上述立法背景下，1996年7月公安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对全国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所设立的公安机构进行改革，改变其隶属关系，列入地方公安机关建制序列，所需编制列入国家公安行政编制，不再占用高等学校编制。

[5]烨泉：《李刚门司法与舆论能否牵手合作》载《法制日报》2010年10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将其文化保卫处改制为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全市大学公安机构改制成为16个副处级派出所，受市公安局文化分局的统一领导，同时派出所还以大学保卫组织的形式接受大学当局的领导与管理。故此，大学自主权的行使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力的制约，比如法律保留原则的遵循、财政给付的国家依赖、重大教育案件的司法审查，等等。所谓请愿巡警制是指请愿人承担薪饷、服装、宿具等费用，向当地警察机关自愿请求派遣警察，到申请单位常驻守卫的一项制度。

……警用装备按基层派出所配备标准由公安机关统一价拨。高校公安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奖惩、调动由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但须征求高校党委意见。

[12]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大学公共安全保卫体制的改革，事实上彻底实现了大学保卫组织的机构化转型，并且这一公安派出机构的法律定性，事实上限缩了保卫组织的原有职权。按照警察权介入大学安全管理事务的方式及其与大学疏密关系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目前我国大学安全的典型治理模式划分为合署模式、进驻模式和辐射模式三种类型。

校园警察局是学校的职能部门，领导并监督外包安保形式下受聘保安公司的安全服务工作，只在业务上与地方警局保持协作关系。对此，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章程》第4章第11条明确规定校长负责大学的正常有序运行，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持或恢复大学秩序，在大学内享有家主（宅）权。